所以我觉得民族志电影最宝贵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我可以用影视的手段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知识记录得有多精美。实际上它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前辈们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影像记录、影像表现的手法的前提下,我们还有可能找出什么方法去做一些实验和尝试?平时这样做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这样做?或者换个角度、换个方式去做?我觉得这会比较好。类比于“矿难事件”,假若有消息指向该事件导致15人死亡,以前我们对此类事件核实死亡名单时,会落实到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甚至找到了每一个人的家属进行核实过后,才会最终确认一共有15人遇害。但电影对于调查记者工作的复杂性和困难度刻画还是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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